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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世界杯，疯狂的赌球******
当地时间11月28日，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文/赵斌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从未松过口。历年世界杯，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变成一场场“杀猪盘”。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一脚监狱、一脚地狱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一只荡在外面，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化名)。
“起来，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老蒲依旧眯着眼，应声起身搬货，伴随着老蒲斜着肩、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其实刚过四十，都是赌球闹得。”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211”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很出名。
可突然就出事了。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
为赌球散尽家财、丢工作、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折”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90后”干部等公职人员，“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
还有不少人，也栽在“赌”字上。河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
依法严打赌球，远离非法“赌链”
就在12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在世界杯开赛期间，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累计获利10万余元。
媒体调查，本届世界杯期间，通过各种各样的“世界杯吧”““世界杯交流中心”“球迷群”，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一些球迷在家人、朋友甚至陌生群友、球友的带动之下，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
“每次输赢都不大，其实更像跟自己赌、和朋友间争口气，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在他看来，这和赌博是两码事，“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
“第一场比赛投了200，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目前还没赢过，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看谁都一样，就当是个‘添头’。”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给自己“无聊”的看球时光多点“刺激”。
但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无法自拔。
下注那一刻，已经输了
历届世界杯，都是“赌徒的盛宴”。
2018年世界杯期间，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涉案金额逾10亿元。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但海外博彩公司、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代理商通过“返利”赚钱，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
不管赛事输赢，赌球团伙是最大的“赢家”。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主要有“杀成”“抽水”“反水”等，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有人参赌，团伙就有钱赚。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黑庄”开设线上赌球平台，以高赔率吸引赌客。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消失”。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卷款走人，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注入资金很顺利，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直至失联。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营利为目的，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构成《刑法》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该罪处罚较重，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则构成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巨头”？
据相关资料显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英国的威廉希尔(WilliamHill)和立博·希尔顿(Ladbrokes)、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球票、转播收入不菲，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甚至对教练、裁判进行威逼胁迫，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但也难以避免遭到“被博彩”的厄运。
2006年，意大利足坛的“电话门”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包括AC米兰、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曾经被称为“小世界杯”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规则”。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制定的每一个赔率，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以确保庄家“稳赚不赔”。同时，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还有角球数、黄牌数、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一旦踏入赌局，就会陷入“赢了还想赢，输了想翻本”的死循环，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游戏制定者。
请远离赌球！
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叙事语境 传播艺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是难点所在。“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宏观铺陈、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的故事还是不多。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一句话、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拖泥带水。当然，简短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自信，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外派、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也是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 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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